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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色金融

抗日根据地银行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斗争(下)

发布时间:2016-04-14

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

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包括两个方面:一方面同敌伪货币,如“联银券”、伪“中储券”和各种杂钞作斗争,坚决禁止敌伪货币在根据地内流通;另一方面,又要在统一战线内部和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既有联合,又有斗争。联合就是在一定条件下,允许法币在抗日根据地流通;斗争就是在必要时限制或禁止法币在抗日根据地流通。

对敌伪的货币斗争

对伪“联银券”的斗争。“卢沟桥事变”前后,敌伪在华北相继成立伪冀东银行、伪蒙疆银行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,大量印发伪钞,其中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“联银券”在华北流通最广,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掠夺资源、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。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对伪“联银券”严禁使用,政策非常明确,开展了长期艰苦的斗争。

 

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联银券

对伪“中储券”的斗争。1937813日,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,同年1122日,日军登陆杭州湾开始发军用票,1939516日开始发行伪“华兴银行券”。19401221日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,接着发行了伪“中储券”,流通领域在长江中下游日伪控制区。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对伪“中储券”的政策始终坚持禁止使用。在具体掌握上,对不同地区、不同时期有所区别。如在抗日根据地内,对伪币一律没收,严格取缔黑市。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则从实际出发,对小额“中储券”暂时不没收,但严格禁止内流,限期肃清。待到日本投降,汪伪政权垮台,伪币失去依托,华中抗日根据地边沿区的伪“中储券”很快就被新成立的华中银行肃清了。

 

伪中央储备银行的中储券

对杂钞和土票的斗争。敌伪在推行伪“联银券”的同时,还将大量省钞、杂钞以及各种土票推向边区,套购边区物资,扰乱边区金融。各边区区别不同情况,采用不同办法肃清土票杂钞。以晋察冀边区为例,随着边币信用的巩固,对区内杂钞土票采取了有先有后,逐步肃清的办法。

对法币的既联合又斗争

各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对法币的政策,在抗日根据地货币发行初期,对法币采取联合或维护的政策,后期采取限制和禁用的政策,但具体步骤也不完全一致。

 

民国时期中央银行法币券

晋察冀边区在建立初期对法币采取联合的政策,允许法币在边区流通。19386月,开始禁止法币流通,但允许边区居民持有和保存法币,如欲使用必须在交易前到边区的兑换机关兑换边币。“皖南事变”后,边区银行对法币只兑出,不兑入。抗日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边币成为了独立自主的货币。

 

晋察冀边区银行纸币

在陕甘宁边区,由于地处抗战后方,抗战初期法币曾居主币地位,原在革命根据地流通的苏维埃货币,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由边区收回。19411月,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禁止法币在边区行使的法令。同年2月,陕甘宁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券(即边币),规定边区境内只准使用边币。此后,边币流通扩大,币值相对稳定,信用大为提高。19436月,边区银行结合物资管理政策,公布了《管理外汇办法》,将法币视同外汇,由货币交换所进行管理和兑换,进而推广边币流通,缩小法币市场,平衡进出口贸易。

 

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

华中抗日根据地对法币的斗争,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政策。1941年初江淮银行成立,受第二年“扫荡”影响,江淮银行券未及时发行,市场上主要流通的是法币。同年12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,市场上出现按法币票面新旧程度折扣使用的情况,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币的优势地位。对此,华中局决定成立盐阜银行,发行盐阜银行券,逐渐代替一部分法币流通。对法币继续采取听其自流的态度,即对人民按票面新旧分等使用法币,既不鼓励,也不限制。19433月反“扫荡”结束,对法币实行进一步的限制。征收税款、回收贷款一律收受抗日根据地货币,继续压低法币价格;政府对外债权债务亦按比价以根据地货币清偿,压缩市场法币流通数量,减少人民的损失。

 

盐阜银行纸币

货币发行和货币斗争的经验总结

在战争环境里,各抗日根据地处于敌占区、国民党统治区夹缝中,在当时犬牙交错的情况下,彼此既有商品物资的贸易联系,也有货币金融的交往。当时抗日根据地发行货币的政策是,保持货币的相对稳定,以利于稳定物价。而根据地货币、物价的稳定,主要决定于军事斗争、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胜利。为此,抗日根据地银行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:一是建立独立自主的边区货币制度。二是贯彻“发展经济,保障供给”的财经工作总方针,为生产贸易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,以生产贸易的发展支持财政收支的平衡,从而保障战时供给和稳定市场物价。三是实行开源节流的方针,力争减少财政性货币发行。四是通过公营部门掌握重要物资,增强稳定货币的物资力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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